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享年100岁。
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担任美国第39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前总统，晚年曾一度战胜体内已扩散的癌症。由于年事已高，卡特近年来先后几次住院治疗，去年2月18日起不再寻求任何医学治疗，回到家中与家人共度最后时光。
卡特被誉为“中美关系领路人”，在他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他在回顾自己总统任期内的成就时，认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
在卡特看来，有些事情比连任更加重要，尽管他的总统任期仅持续了4年，但在卸任后的数十年中，卡特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促进世界和平、人权等领域。
“吉米·卡特可能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但他无疑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好的前总统。”2002年，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贡纳尔·贝尔格在介绍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时说道。
水门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1924年，卡特出生于佐治亚州小镇普莱恩斯的一个花生农场，卡特家族的好几代人都居住在此，以从事棉农业为生，卡特5岁时也开始到镇上去卖煮花生。自1946年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卡特便在美国海军服役。1951年，卡特取得了潜艇舰长资格，并担任副舰长。
1952年10月，卡特被调去参加美国第一批核动力潜艇的研究工作。同年12月，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乔克河实验室发生了堆芯熔化，数百万升高放射性废水淹没了地下室。卡特被指派带领一支美国维护队伍，协助关闭该反应堆。美、加两国抢险人员必须身穿防护服进入高通量堆芯工作数分钟以拆解反应堆部件。这一经历让卡特坚定了对原子能的态度，使他在自己担任总统期间签署总统令，停止研制中子弹。
1953年，卡特的父亲去世，卡特决定退役还乡继承父业，管理父亲留下的农场，重操旧业种植花生，然后又经商买卖化肥。经过刻苦钻研种田和经商知识，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卡特的农场已拥有土地3100英亩，资产总值100万美元。经营农场期间，卡特还关心和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直到38岁才决定竞选佐治亚州参议员。1963年当选后，卡特正式开启了政治生涯。
1971年，卡特在佐治亚州州长选举中胜出，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讲中宣称“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着手向黑人和女性开放佐治亚州政府职位。任职期间，他重组合并了繁杂的地方政府机构，大刀阔斧地把原来州政府的65个机构缩减为22个，并引入了更为严格的预算程序。卡特的一系列改革获得了全国关注，他作为州长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视作“新南方”的象征。乘着这股东风，他在州长任期结束之前就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
20世纪70年代，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的痛苦泥潭中抽身不久，紧接着又遭遇水门事件，被卷入该窃听丑闻的时任总统尼克松为避免被弹劾于1972年主动辞职，但接任总统的副总统福特在上任后便决定特赦尼克松，此举引来多方批评，一时间美国总统权力和行政部门受到各方强烈关注。
在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卡特虽然缺乏全国性的政治基础和关键票仓，但他坚持进行系统性的竞选活动，广泛争取支持者，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打败了共和党候选人福特当选总统，《纽约时报》称，水门事件对舆论的影响持久，卡特是一个远离华盛顿的“局外人”，这有助于他推动重组政府。
“最突出成就皆与和平有关”
面对当时的能源危机和高通胀，卡特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但是多数在国会遭到反对。值得一提的是，卡特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关注到了气候变化问题，指示发布了《2000年全球报告》，探索未来20年的环境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其中包括3份应对全球变暖的报告，提及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威胁，现在看来具有足够的前瞻性。《泰晤士报》刊文称，卡特是第一个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领导人，是一个有远见的成功者。
然而，经济不见起色，失业率高位徘徊，卡特政府的支持率低迷。英国《独立报》对此评论称，“美国在卡特治下，一切都停滞不前。”在此状况下，卡特又遭沉重打击——伊朗人质危机。美国作家乔纳森·奥尔特在卡特的传记《His Very Best》中指出，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总统任期中的重大失败。“卡特政府对伊朗人质事件的反应与卡特本人作风截然不同：涣散、无序、消息不灵通。”
传记中提到，卡特很早就对允许伊朗前沙阿（即国王）礼萨·巴列维入境美国发出过警告，甚至询问假使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伊朗革命势力占领，馆内人员被劫持人质，届时该如何应对。巴列维被允许赴美接受治疗时，卡特的顾虑也就变成了现实。
1979年11月，伊朗民众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把66名使馆人员当作人质。卡特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向伊朗施压无果，其制定的武力营救人质计划也宣告失败。
当时，脸色苍白的卡特来到镜头前，通过电视讲话告诉美国人：“责任完全在我自己。”6个月后，他的总统任期画上了句号。
尽管卡特未能实现连任，但他仍然留下了对世界和平颇具意义的政治遗产。《华盛顿邮报》评价卡特作为总统的最大成功在于推动和平的对外政策，其中《戴维营协议》是浓重的一笔。
1978年，卡特把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请进戴维营，艰难谈判13天。根据吉米·卡特图书馆网站资料记录，当时萨达特和贝京一度激烈争论，谈判陷入僵局。卡特邀请两人参观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以美国南北战争的记忆向两人暗示和平的重要性。在谈判几近破裂之际，贝京即将离开，要求卡特为他的孙辈送上总统签名照，卡特不只是签上自己的名字，还在询问后逐一写下了孩子们的名字。当贝京念起这些名字时眼含泪水，改变了心意。在此次紧张的阿以政治谈判中，卡特为其注入了具有个人风格的人性色彩。
卡特作为调解人促成了协议的达成，使埃及和以色列从常态化冲突的时代，转向共同维护和平的时代。卡特还为美国和协议签署各方建立了更牢固的安全和经济关系，埃及和以色列都成为了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安全伙伴。
卡特曾说，他领导的政府所取得的一些最突出的成就，皆与推动世界和平有关，除《戴维营协议》之外，美国与苏联签订的《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降低了世界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将运河主权逐步交还给巴拿马，极大改善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此外，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
“战争有时可能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但无论多么必要，它始终是一种邪恶，从来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会通过杀死彼此的孩子来学习如何和平共处。”卡特曾如此说道。
“注定的中国朋友”
“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我曾多次到访中国，我能从中国领导人、省长、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对我的热情欢迎中感受到他们对我们所做贡献的认可。”卡特在2018年中美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之际，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
卡特的生日是10月1日，他曾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称：“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说，我成为中国的朋友是命里注定的。”
在卡特记忆中，当他还是佐治亚州花生农场的一个小男孩时，就已经知道中国并对之非常感兴趣。童年时代，他的舅舅在美国海军服役，随军舰停靠过香港、上海和青岛的港口，给卡特带去了中国的纪念品，其中一件保留至今——一艘中国古代帆船的模型。后来，当卡特成为海军潜艇军官时，他追随舅舅的脚步，也访问了青岛等中国港口城市。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就此埋下了种子。1976年，卡特竞选总统期间就公开承诺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任后将此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着手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上世纪70年代，虽然中美已开展“乒乓外交”，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但是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任内，中美关系未能走到建交这一步。卡特在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内仍有相当强大的阻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远程秘密谈判。最终，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两人一起促成了这件“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大事。
中美建交后不久，卡特曾在半夜3点被一通来自中国的电话叫醒，电话那头正是邓小平：“卡特先生，我能不能派5000名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卡特回答：“派10万人来！”卡特2014年在中美青年高峰论坛上回忆起了这段过往，一通电话成为中美双方落实留学事务政策的直接接口。
卡特卸任后成为美国艾默里大学荣誉教授，并成立了卡特中心。他说“我教过数以百计的中国学生，每年卡特中心里还会有两名中国实习生。”他对中国学生印象深刻，“他们都决心要成功，一方面要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不忘中国根。”
2019年12月16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在迎来这一特殊日子的前一天，卡特在《华盛顿邮报》撰写评论《如何修复美中关系——防止现代冷战》，称如果中美的相互误解和误判持续，“两国间的现代冷战并非不可想象”，并提到了台海和南海领域的潜在冲突风险。他认为，美国应该批评中国在某些领域的不足，也要赞赏其在为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等方面的成就，这种平衡的方式是确保两国继续共同努力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关键。
在具体合作领域上的建议，卡特提出了环境和气候变化，并指出“通向双边合作的最简单途径在非洲”。两国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也将帮助克服中美间的不信任，重建关系。
“不是大人物”
美国总统卸任离开白宫后往往会开始拥抱财富，而卡特却选择回到家乡普莱恩斯，继续在花生农场上生活。他说：“我从来没有成为富翁的野心。”
1982年，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在亚特兰大设立了卡特中心，致力于追求世界和平和开展国际人道主义工作。在卡特2007年出版的自传《白宫之外：谋求和平、抗争疾病、建立希望》一书中，介绍了卡特中心成立以来在各国开展的活动，他穿梭在几大洲之间，对各种国际冲突提出解决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场选举中担任观察员。
1994年，美国和朝鲜走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境地，卡特访问平壤，通过和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判化解了危机。同年，他到访海地，推动该国权力的和平移交。1999年，他在苏丹与乌干达之间的《内罗毕协定》谈判中发挥推动作用。2002年他历史性地访问古巴，寻求改善美古关系。
卸任总统后的卡特扮演着非官方外交官的角色，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比担任总统期间更为高大的形象。2002年，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示，“（这一奖项）表彰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为国际冲突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致力于增进民主及改善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
“很少有（美国）前总统为世界做出如此大的贡献。”英国《独立报》对此评论称，“遗憾的是，卡特没有在总统任上取得可与之相比的成就。”
在为和平奔走的同时，卡特还成为了一名高产作家，退休至今总共写了30多本书，有回忆录也有文学作品，内容涉及白宫过往、中东和平、妇女权利等，甚至还有一本与女儿合著的儿童读物。不过，他的书从来没有像最近几任总统的书那样大卖过。
“他不喜欢大人物，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大人物。”卡特执政时期的白宫通讯主管杰拉尔德·拉夫肖恩对美媒如此形容这位前总统。
在过去，人们时常会在周末傍晚，在普莱恩斯的街道上，看到一位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低调的前总统，牵着夫人的手漫步。自今往后，当人们想起卡特时，只能在脑海中浮现出他或朴实、或直率、或务实的不同形象。